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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当然会对类似的宣传生出莫大的应激！

不，不仅仅是应激；实际上王棣一目十行，快速扫过，心中已经隐约感知到了一点异样；作为对文字最为敏感的顶级文人，他迅速体会到了宗泽在信件转述的重点——虽然似乎都是类似的宣传，但在口气中却总有微妙的差异；庆历时王则自称“弥勒救世”，号称“神疾贫富不均，今以大法力为汝均之”，虽然气势恢宏，纵横一时，但如果细细审视，则豪迈口号之下，仍有莫大的瑕疵：如果当真对自己均贫富的主张充满信心，为什么要借助弥勒，借助神力，借助一切怪力乱神的力量？

说白了，这就是旧时代农民起义真正的悲哀之处；无论再怎么愤怒怨恨，挣扎求生，这些人在内心深处仍然认同那一套尊卑有序、“劳心者治人”统治秩序；在高高在上的“贵人”面前，鄙贱的自己永远也不可以逾越秩序。即使种种剥削下愤而反抗，那种绝望的攻击也必须仰仗外力——比如说，比贵人老爷们还要高贵、还要了不起的“神明”。

草民是鄙贱的，鄙贱的人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反抗高贵者，所以他们必须求助于伟大的神力——无论这种神力是弥勒降世，还是鱼腹藏书；总要有那么一个伟大存在，才能越过天生自卑的心理界限；只是可惜，怪力乱神，终究无足道哉，依仗虚幻而建立的狂躁情绪，终究也是一地鸡毛。

因此，古往今来一切士大夫，虽然对农民闹事颇为忌惮，但忌惮也只是忌惮，忌惮的顺序还要远远在外戚藩镇蛮夷之下；他们非常明白，农民的自卑情绪基本是没有办法革除的；这些泥腿子一边痛恨着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，一边又忍不住对金字塔的顶端心生向往；因此，只要天上宫阙的人们稍稍抬起手来，施予一点恩惠——譬如诏安什么的——那么他们就会屁颠屁颠，恭恭敬敬的来讨要这一碗红豆汤，而不息抛下一切。

请客，斩首，收下当狗，百余年来的带宋体制，不都是这么安然无恙，平平静静运转下来的吗？

所以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是明教明明在搞这种煽动性大得爆表的宣传，但口号中却居然没有它们本色当行、驾轻就熟，理应反复强调的什么神神鬼鬼；反过来讲，所谓“高贵者鄙贱，鄙贱者高贵”的论调，却完全没有过往农民起事中那种抬头仰视，自卑自怨的气质；相反，它对于“高贵者”，竟然隐约带着一点俯视的、轻蔑的、高高在上的气味……

“这是理所当然的推论。”苏莫道：“只要承认了‘实践可以得出真理’，那自然就会走到这一步，他们只是进度稍微快了一点而已——”

“自然就会走到这一步？”

“何必有意忽视呢？”苏莫道：“如果真是‘实践得出真理’，那么普天之下，谁的实践又是最多？”

实践得出真理，所以实践得最多、反思得最多的群体，就离真理最为接近。所以，这个世界上，实践得最多的又是谁呢？

你不能只在搞研究的时候讲逻辑；一项研究一旦被开创出来，它后续的应用，也就未必能由它的创始者说了算了。

说白了，既然可以从实践中发现榨糖的真理、火·药的真理，甚至进一步发现改善江南经济、增加财政收入的真理，那么他们长此以往，砥砺前行，继续实践探索，又有什么真理不能发现？既然他们什么真理都可以发现，那么相比起原本高高在上的老爷夫人、口诵诗书以圣人欺人的儒生文人，他们又能差在了哪里？

实践是无法垄断的，所以真理也无法垄断；所谓“实践检验真理”，天然就带着巨大的、强烈的、无可掩饰的反抗性——或者不如说，它从一诞生开始，本来也就是用于反抗、用于斗争，用于给一切受压迫者注入自信与尊严的：因为你在劳动，你在实践，所以你天然就更接近真理；因此无需在四书五经，在圣人经论，在一切抽象的宏大概念面前感到自卑——在真理之前，你们都是平等的。